郑闻慧，生于1931年，陕西城固人，著名国画大师黄胄的妻子。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曾任中国少年出版社美术编辑，从事美术编辑与书籍装帧设计。1977年在照料生病住院的黄胄先生之余，潜心学习中国花鸟画，在黄胄、谢稚柳等名家的指导下，进行写生和中国画笔墨的实践。1987年与黄胄先生筹划并创办黄胄美术基金会及炎黄艺术馆。现任黄胄美术基金会会长、炎黄艺术馆馆长。著书有传记《炎黄痴子》、《郑闻慧花鸟画作品集》。
她是著名国画大师黄胄的妻子，更是中国第一座大型民办公助的现代化博物馆——炎黄艺术馆的馆长。这位一路高歌着从“西北小江南”陕西汉中走出来的笑靥如花的女子，不但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爱之恋歌”，更凭借过人的智慧，在78岁高龄，让炎黄艺术馆重新焕发了新生。
采访郑闻慧犹如进行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不仅因为我连续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穿越整个北京城才在海淀医院采访到她，更因为她讲故事的能力超群，短短两个小时的采访，竟将近一个世纪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讲述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故事得从我初见郑闻慧时说起，当海淀医院住院部的电梯载我到6层的时候，我怎么也没想到，电梯开启的那一刻，一张和蔼慈祥的笑脸就已经在走廊的这端等候我了。为了这次采访，郑闻慧特意请医生为我们腾出了一间会议室，还切好了一盘诱人的柳橙等待我的到来。在北京明媚摇曳的春光里，她的思绪也带领着我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出生在教堂里的“开心果”
姐姐总说我穿鞋太费，我好像没有穿过整个的鞋子，一穿上就“空前绝后”（烂了），她做鞋子的速度远没有我穿鞋子快，总是鞋子没穿几天，大脚指头就钻出来透风了。——郑闻慧
1931年，在风景俊秀的陕西汉中城固县，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在当地的小教堂里咕咕坠地，她声音响亮地哭着，并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在这个已经有两个女孩，一个男孩的家庭里非常不受欢迎。在那个重灾之年，多一口人吃饭全家人就多一分挨饿的危险，小姑娘的妈妈甚至想过要溺死这个脆弱的小生命，幸亏被祖母及时阻止才得以存活下来。不过很快，当小姑娘可以唱着歌满街又跑又跳的时候，备受灾荒和战争困扰的家人又开始从心底里爱上了这个无忧无虑的小“开心果”。
“我父亲是教堂里的执事，那时候的教堂也算是慈善机构，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红十字会。谁家房子破了，他们就组织大家来帮助修缮，还用硼酸治好了当地盛行的传染病‘沙眼’，也做了一些好事。”虽然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普遍穷苦，不过郑闻慧家因为父亲在教会的缘故，收入比较稳定，基本没有断炊的危险，只是一家人的生活依然很清苦：“每天只有中午能吃到干饭，早晚两顿都是吃粥，晚上的粥稍稠一点，菜以江水菜（一种酸菜）为主。只有逢年过节才有红烧肉吃，而且也不是全荤，还要和萝卜条、干咸菜等别的素菜夹在一起炒。因为母亲在乡下还种了一点地，有时卖了粮食，也会偶尔买一二斤肉来，每次能吃到肉我们兄妹就高兴得不得了。”
到了郑闻慧上小学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虽然她的家乡在大后方，很少遭遇到正面战争，她连日本在哪里都不知道，以为“就在离我们县城不远的地方吧”，不过看到大人们都在积极募捐钱物支援前线官兵，她也和小伙伴们一起帮忙：“我们就在大街上唱歌、跳舞，当时《松花江上》和《义勇军进行曲》特别流行。我根本不知道歌词的意思，像有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我居然听成了‘蚂蚱地里跑一跑’，表演得还特别带劲。想到能够为前线的战士们募捐，我们觉得可光荣了。”
可能是因为小闻慧太活泼好动，再加上汉中地区总是下雨，她的鞋子总是家里坏得最快的：“姐姐总说我穿鞋太费，我好像没有穿过完整的鞋子，一穿上就‘空前绝后’（烂了）。因为我穿的布鞋是大姐做的，鞋里鞋面中间层纸壳多布少，所以特别容易坏。她做鞋子的速度远没有我穿鞋子快，总是鞋子没穿几天，大脚指头就钻出来透风了。”
虽然战争的乌云时时笼罩在家乡的上空，小闻慧还是兴高采烈地一边和姐姐读着不知从哪里搜罗来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一边又唱又跳地长大了。
给黄胄当人体模特的幸福时光
师范学院毕业后我被分到了西安女子中学任教。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黄胄的一封信。黄胄的这封信写得很明确和自信，在信里说他很爱我，早就想向我表示他的爱情，可是没有机会。他说他三年来一直在注意我，觉得我朴素、大方、勤俭，正是他所需要的终身伴侣，非常想用他的双臂来拥抱我，给我一个可以依赖、休息的臂膀，给我一切我想得到的幸福。 ——郑闻慧
1950年，18岁的郑闻慧考入了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就读，“我本来想学音乐，可是当时音乐系还没有成立，只有美术系，于是我就到了美术系。”当时的老师是著名画家徐悲鸿的亲传弟子吕斯百。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学习美术创作，吕斯百千方百计从西北军区找到了黄胄（注：原名梁淦堂，艺名黄胄）来学校任教。起初这个“中等个子、脸膛黑红色，腿还有些瘸的青年”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郑闻慧心里甚至有些别扭，因为要上这位黄胄先生的课就要牺牲掉周日休息的时间，他只有这个时候才能从部队抽空过来教学。“那时我还不到十九岁，正是贪玩的年龄，好好的星期天却不能休息玩耍，要听这样一位其貌不扬一拐一瘸的‘老师’讲课，真是没意思。”
不过很快，这个风趣幽默的老师就把大家彻底折服了，“他会以很快的速度给我们画一个丘吉尔，一个铁托，一个艾森豪威尔或是其他的外国人物。因为那时画漫画儿是很受欢迎的，我们觉得他画得那么神奇，那么迅速，而这是吕斯百等其他老师所不能及的。”不知不觉中，郑闻慧的视线开始被黄胄吸引。这时学校已经有了音乐系，而颇有几分唱歌天分的郑闻慧也很聪明地利用周日练声的机会在黄胄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干。“黄胄在给我们上课之前，刚好能听到我练声时洪亮的声音。我内心期盼着自己洪亮的嗓音能够打动他，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对黄胄已经有了很强烈的好感，并且产生了爱慕。”
终于在毕业之后，被分到西安女子中学任教的郑闻慧接到了黄胄的一封信。“黄胄的这封信写得很明确也很自信，在信里说他很爱我，早就想向我表达他的爱情，可是没有机会。他说他三年来一直在注意我，觉得我朴素、大方、勤俭，正是他所需要的终身伴侣，非常想用他的双臂来拥抱我，给我一个可以依赖、休息的臂膀，给我一切我想得到的幸福。他信中所说的这一切，正是我许久以来盼望得到的，我在看信的这一瞬间兴奋极了，几乎激动得想跳起来，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双腿却变得软绵绵的，不但没有跳起来，反而觉得站立不住，似乎要晕倒的样子。我这才发觉，爱情原来是这样地让人神魂颠倒。”
在火热的8月，这对有情人终于结成眷属，新房就设在一大间临时画室里：“房间里所有家具都是向美协借的，我们的全部家当就是各自的一个木箱以及两床被子。”新婚后的一天，黄胄忽然对郑闻慧说：“亲爱的，我能不能给你画裸体?”天性憨直的郑闻慧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当然可以，现在我一切都是你的，画裸体有什么不行呢?”关于这段幸福生活，郑闻慧在纪念丈夫黄胄的回忆录《炎黄痴子——回忆我的丈夫黄胄》中这样描述：“其实我给他做人体模特儿是我的一大享受，因为他是我最亲爱的人，他画我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爱恋、欣赏的目光，并不时地赞叹道：‘你的身材真是太美了!难怪西方的写实主义美学家们把表现人体当作最高的追求，人体是很美。’”
苦难煎熬中的爱情
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灾难频繁的年头。从周总理逝世到唐山地震，到毛主席离开我们，国家经历了没完没了的忧伤和悲痛。我们家也是一样，不知道前途是好是坏。——郑闻慧
在黄胄与郑闻慧相携走过的近半个世纪的爱情道路上，并不全是彩霞满天，更多的是荆棘遍布的荒野，甚至凶险异常。在1966年到1976年那段特殊的岁月里，黄胄和所有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一样遭到了批判，经常要忍受着扭脖子挨斗的痛苦。在随后的过度劳动中，他还要一袋一袋地从卡车上卸水泥。“这样就伤害了他的颈部，致使第二到第六节颈椎都产生了骨质增生，压迫了神经，导致半身麻木疼痛。早在1970年他就说自己‘经常半身麻木，下床时偶尔有摔倒之势。’由于没有及时治疗，便留下了隐患。”
在最苦闷的日子中，黄胄、郑闻慧和三个孩子居然分居五地，彼此不能往来通话。极度苦闷的黄胄曾借一切可能的机会对郑闻慧提出离婚的请求，不希望自己的病体和身份拖累妻子。质朴而倔强的郑闻慧只回答丈夫一句话：“我现在还没有想通，等我想通了再和你离婚，这之前你一定要好好地活着！”现在回想起那段艰难的岁月，郑闻慧还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我觉得我很多方面做得不够，既不会做饭，也没有照顾好他。我什么都没做却没有任何错误，而他这样优秀的艺术家却受到那样的批判。他才42岁，我和家人都希望能支撑着他走过来。”
终于熬到了1976年，那个中国人都难以忘记的年份。“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灾难频繁的年头。从周总理逝世到唐山地震，到毛主席离开我们，国家经历了没完没了的忧伤和悲痛。我们家也是一样，不知道前途是好是坏。但有一条是可以庆幸的，黄胄能画画了。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前，他夜以继日地完成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像，《库尔班·吐鲁木大叔》即《日夜想念毛主席》，以及特为日本长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美术馆——唐人馆创作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飞雪迎春》等重要作品。”可就在完成了这些作品之后，黄胄却住院了，病重得连脚步移动一下都困难，看着病重的丈夫，郑闻慧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悲痛，跑到病房的楼道里放声大哭，嘴里还在念叨：“你原来是那样的强壮，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小女儿梁缨也在另一个角落里哭泣。
后来黄胄虽然慢慢能够锻炼着自己走路了，身体的病却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脊柱网膜炎、糖尿病、肾炎、高血压……郑闻慧始终相伴左右，悉心照料着，直到1997年黄胄重病不治，撒手人寰。
80岁的理想
现在我终于可以将炎黄艺术馆的重担放下了，能看到它有一个好的发展前途，我想黄胄也可以放心了。我要在80岁的时候完成我的理想，我是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一直都在学习美术知识，我想把我观察和思考的经验教训写下来，让更多喜爱美术的年轻人少走弯路。——郑闻慧
说起丈夫刚刚离开的日子，现在的郑闻慧已经能够爽朗地笑着告诉我：“他去世了，我觉得我失业了。因为从1977年他开始住院，我就一直负责照顾他的一切饮食起居，他这突然一离开，我忽然觉得生活没有了重心。”其实当时郑闻慧面临的远远不是失去亲人的悲痛这么简单，黄胄的离开，不但带走了她一生心灵的伴侣，更留下了一个尚未完成的炎黄艺术馆，一个巨大的问题立刻摆在了她面前：占地32亩，诺大一个炎黄艺术馆，一边严重漏雨，一边还欠施工单位的工程款没有还上。一生钻研美术，从未经营过博物馆的郑闻慧，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
她想起了当初为了成立炎黄艺术馆，黄胄和众多海内外艺术家们纷纷捐出了自己珍贵的藏品，为了能够筹集到资金，黄胄还带自己远赴香港向李嘉诚、邵逸夫等有识的企业家、慈善家“化缘”。为了实现丈夫的遗愿，为了让炎黄子孙能够拥有自己的民办公助博物馆，已经年逾70的郑闻慧把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建立以及经营方式仔细透彻地研究了一遍，“还有洛克菲勒家族的现代博物馆，是以冶金投资为基础的，不过像洛克菲勒那么大的财团都要去募集社会更多的钱来维持博物馆的经营。”由于博物馆是公益性质的，用它来挣钱显然有违黄胄的初衷；而在社会上筹措资金，又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为了更好地管理炎黄艺术馆的事务，郑闻慧几乎从不外出。每天早上，她总是第一个打开馆门，晚上她最后一个熄灯。有时，在闭馆之后，她还会一个人在艺术馆里走走，看看珍藏的作品，再到丈夫的雕像前跟他说说话。
终于，今年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也给炎黄艺术馆带来了新的契机，由于距离奥运会主会场鸟巢只有800米，近水楼台的炎黄艺术馆受到了众多商家的青睐。郑闻慧抓住了机会，和一家商业银行达成了协议，由银行出资并管理炎黄艺术馆，而郑闻慧则留任炎黄艺术馆馆长：“我要好好健康地活着，看看他们经营得怎么样，现在已经开始在装修了，等到装修结束，相信会有一个全新的炎黄艺术馆呈现给大家。”已经78岁高龄的郑闻慧一谈到炎黄艺术馆和自己热爱的绘画艺术，一双明亮的眼眸中仍然燃烧着炽烈的火焰。她说到了80岁还要写一本书，将自己毕生所学总结出来，让更多热爱美术的年轻人少走弯路，以慰平生。
闻慧语录：
我本来是一个极普通的女人，相貌平平，性格并不温顺。所有女人的弱点都在我身上存在着，脆弱而且感情用事。爱哭也爱笑，常常为一点小事大哭起来，也会立刻破涕而笑。但是你爱我，信任我，我做错了事情能原谅我。当我发脾气时你规劝我，说你需要像我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妹妹，的确你像兄长一样呵护我，一往痴情爱着我。你这样专注地爱着自己的妻子，忠贞不渝地走完坎坷的一生，我倍感珍贵。所以我无限地爱你，尊敬你，每时每刻都像你在呼唤我的名字，我也如魂牵梦萦地思念着你。——《炎黄痴子——回忆我的丈夫黄胄》郑闻慧著
